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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2021-11-07 17:01:24体育足球网-首页
  :赵剑英,1964年11月生,浙江萧山人

  :赵剑英,1964年11月生,浙江萧山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社学术委员会主任,编审、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和文章近百篇,代表作有:《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论人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再思考》、《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坚持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蕴涵》、《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建》、《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等。著有和主编多部著作,代表作有:《哲学的力量》、《复兴中国》、《论中国模式》等。

  记 者:赵社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针,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指明了发展方向。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作为文化改革前沿的一名实践者,能否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角度谈一下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理论意义?

  赵剑英:刚刚闭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说心里话期待已久,读后我感到非常地振奋。《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共有九个部分,我今天将侧重从理论意义的角度对这个《决定》所蕴含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提法,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乃至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谈谈个人的体会。

  首先我想表达这样一个体会和认识,就是《决定》的内容非常丰富,但集中起来我有这么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决定》从总体上讲,它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改革发展,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新的高度,应该说是达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决定》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形成。

  记 者:赵社长,您刚才提到“文化自觉”,能否请您谈谈“文化自觉”的内涵和具体内容?

  赵剑英:关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关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区分的思想,关于文化软实力等思想,在我们党的十五大以后,几次党的全会和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都有所提出和涉及,但是这次《决定》把这些观点汇集到了一起,一方面将这些思想精华系统化了,另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应该说,这是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方面作了一次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表达。

  为何说是“文化自觉”?首先,《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决定》中讲到了四个“越来越重要”:第一,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第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第三,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四个“越来越重要”表明了我们党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把握了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讲,文化具有四大功能:第一,文化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粘合剂,是维系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民族,需要共同的理想信念,这就要靠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来支撑,靠文化来维系,因此,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这是文化的第一个重要功能。第二,文化在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素质方面,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文化在塑造和培养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文化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方面也是有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精神产品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是文化从理论上讲具有的四大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只有文化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还有,我觉得对于推进文化建设,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方面,我们党自觉地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这种责任担当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自觉”。这一次我们党专门召开这样一次全会来研究文化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当中,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的条件下,专门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做出了总体的部署,这表明了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

  记 者:这应该是我们党第一次召开全会来全面重点地探讨文化问题,这是一种责任担当,也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

  赵剑英:是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化自觉”还表现在,我们党不仅仅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文化方面的成就,应该说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非常重视文化领域。改革开放之后,小平同志特别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讲要两手抓,指出如果经济搞好了,却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人民的思想道德状况没有提升,那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在我们的《决定》当中,实际上也清醒地看到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尤其是当前文化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记 者:我们一般说,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应该协调统一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要相协调。那么您认为,我国现在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方面,与我们经济建设发展之间又存在哪些差距?

  赵剑英: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巨大且显著。我们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不断呈现越来越好的面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是,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也有许多新变化,比如出现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这样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信息的传播和发展、文化的传播都出现了新的特点。从国内来讲,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向纵深发展,利益群体也不断多样化,利益差距在不断分化。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多变多样的特点。所以利益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这对于我们共同的理想信念建设和主流思想的认同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加困难。这些都是新的问题,是很大的挑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离不开构建共同的理想信念,构建民族文化认同。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文化领域中,尤其是在思想道德里面,我们也不能回避已经出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像制假售假问题、道德滑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社会诚信问题等等,这些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的现象,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大家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家挣的钱比以前多了,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却减弱了,人变得比较冷漠,这和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应该说,在思想道德方面,主流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推进文化进步来解决,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个方面,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大部分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是我们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产品,一些高雅的文化精品,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方面,我们显得还不是那么丰富,不是那么有感召力,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需求。

  记 者: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常常感到迷茫,没有明确的方向感。

  赵剑英: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富裕起来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决定》里边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努力推进文化事业和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来解决,也是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第四个方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刚才谈到的由于时代出现的新特点——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文化传播的这种同步化、迅速化,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一来,国外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借鉴吸收,但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价值观念,包括有些国家对我们有意的文化渗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所以从这方面看,就我们如何在精神、文化方面建立起更多的安全机制而言,都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去提高免疫力,才能不断增强我们思想文化领域的安全性。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遇到的一大挑战。应该说这几个问题,我们党都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是“文化自觉”很重要的表现。

  第五个方面,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和实力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应该说这几年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很好,但是有规模且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还是不多,文化产品的品牌也比较少。在文化产品的输出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亟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作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内容。

  此外,还有一个差距体现在当前,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其它领域都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但是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块,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这都需要通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服务,使不同地区的城乡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均等化的文化产品消费。这一次六中全会的《决定》对这些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表明了我们党在文化中达到了理性的、自觉的状态。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在展示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向上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介绍中华文化这一块,我们也要走出去,用我们的东西让他们了解,去影响他们。包括我们所走出的“中国道路”,我们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等都需要国外去了解,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怎样确立起我们的国家形象,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和我们经济大国的地位还很不匹配。所以说,全会推出的这个《决定》,有许多的措施要推进,从这方面也表明了我们文化的自觉状态。

  这个《决定》的颁布,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有了深刻的把握:第一,我们党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样两个概念,前几年我们党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区分,对怎样发展文化产业,怎样发展文化事业都有一些系统的部署。我们讲人类的文化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意识形态属性,还有一种就是消费的属性,也就是商品的属性,所以基于这两种属性,我们作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用不同的措施和方法加以发展。这表明我们对文化内部发展的矛盾和规律已有清醒的认识,就是我们不会以发展文化事业的方式来发展文化产业,也不会以发展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发展文化事业,这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把握。当然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把社会效应放到首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是第一位的。第二,对“文化自觉”规律的深刻把握,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当中,即体现在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互为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总体事业的发展布局当中,文化建设处于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它跟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是怎样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格局、一种布局和这样一种定位,已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三,《决定》当中有九个部分,其中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同时还提出了要生产更多的文化精品,提出了文化建设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以及怎样发展文化产业,怎样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怎样进一步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等等,并在这些方面都做了系统的部署。这些部署下一步都要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推动这些政策的实现,这也表明我们党在推进文化建设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政策上达到了一种更加自觉的状态。

  所以,总体上我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对这次全会颁布的《决定》的解读,我们党对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理论达到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高度的认识,以《决定》颁布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已经形成,并较为成熟。

  记 者:我们国家在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下,提出了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的战略,您认为其理论意义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赵剑英:这次《决定》的推出,从理论意义上看,首先就表现在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点我刚刚已经说过。

  第二点理论意义,我觉得可以从更宽的视野来讲,《决定》中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之处在于它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这几大“建设”在内的一个总体发展格局。前几年,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做过相关的讨论,此次六中全会又重点部署了文化建设的问题,涉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对此,《决定》做了很好的阐述。如果没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没有文化事业的大推进,没有人民精神生活充分地丰富和满足,没有文化产业的壮大和文化生产力的大发展,没有中华文明资源的整合,没有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就会缺乏后劲,缺乏支撑,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么这次《决定》通过许多新的观点来为文化建设作了系统性的阐述,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丰富的补充。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六中全会推出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发展在哪里?就是侧重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一维度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做进一步开掘和延伸。同志在建党80周年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很重要的内容,一直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继承了小平同志的思想精华,对其有所创新,是从发展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的角度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上,《决定》也是进一步对这个思想的深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具体地贯彻落实。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基本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进一步丰富,有更多的精神产品让人们去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这些都是跟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因为人不是动物,他们并不是只有物质需求的满足就够了,人有许多需求的层次,那么在精神层面,就表现为文化生活的反映,需要通过发展文化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本质的需求。所以我说这个《决定》的出台是科学发展观的很好的贯彻和落实,是一个具体的展开。我们不可想象,没有这种文化的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人的精神需求就不会得到满足。文化建设、文化的大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关联,从这一点看,《决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丰富与贡献是非常鲜明的。

  记 者:六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赵剑英:我认为这个《决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最终的标志或者是根本的象征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决定》里边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意识,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这种期待,深刻地意识到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决定》首先提出了在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自主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说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心骨。《决定》特别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个提法我认为是特别深刻和恰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我们走向民族复兴过程中的精神之魂,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一条,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就没有支撑的特质。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确保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条件,是引领我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旗帜。由此可见,这也是确保我们民族自主性的很重要的方面,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别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附庸。

  记 者:您最后说到“思想附庸”,现在文化输入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良的文化思想。就这一点,我们应该怎样去辨别并吸取外来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怎样在此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延伸出新的优秀文化?

  赵剑英: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的文化建设不是封闭的,我们应当在文化改革开放的格局中主动吸收别的民族、国家一些优秀的文化成果,但主体应当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本”应当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忘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区别于别的国家的,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主心骨。这一点我的体会很深。

  第一,我觉得《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特别重要的,否则就会没有主心骨,从而失去方向。所以我们讲文化自信首先要讲文化的自主性。我们不是简单地移植、模仿,成为别的国家价值观念和思想的附庸。

  第二,我觉得《决定》提出了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为此,我们不但需要文化自主,同时也要求文化自足。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传媒等领域都需要生产更多的精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如果没有更多的好的产品,我们只能去消费西方的大片或者是韩剧等等。为什么《决定》中会用大量的篇幅去阐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事业,这些都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精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有自足,有自主,才会有自强。所以,要讲文化自强首先要讲文化自主和自足,这种自主不是他人主导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到文化的自信。《决定》中有一句话是这样阐发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的忠实的继承者。我认为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内涵。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大家知道近代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民族逐渐走向衰落,任人欺凌。在这100多年的苦难与奋力追求中,实际上这中间就是一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然后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反省,从文化的迷失走向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刚开始我们跟西方人打就败下阵来,我们就开始反思自己,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武器不如人家。甲午战争失败后,我们搞了洋务运动,建立了很多工厂,更新了很多的技术。但是,反省的最终结果是我们的制度不如人,其进一步的反映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如人。从而开始了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否定和质疑,一直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才开始觉醒。今年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意义非常巨大,其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的局面。但是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人在这中间是非常痛苦的,中国的精神世界和意识世界处于崩溃状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文化迷失、精神迷失的状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以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在那种情况下迷失。我在想,是什么改变了这样的局面?答案就是中国,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思想,继而到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思想改变了近代中国逐渐衰落的历史局面,使中国重新崛起,从边缘又重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这些看来,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民族独立的问题,然后从第一代人,到、,再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们逐渐走向了富强之路。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从之前清朝的“康乾盛世”,我们自诩为“天朝大国”的那一段辉煌的历史,到后来的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再到现在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成为了经济大国。尤其这几年金融危机之下,我们中国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岿然不动,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国际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任人宰割、衰弱贫穷到走向独立富强,靠的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的一部分思想理论引进来,同时不忘本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一中国化包括我们传统文化与实际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就表现在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成果使中华民族重新从衰落、边缘的状态走向世界舞台,而且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形象。可以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找回了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与自尊,这是中国对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我刚才讲《决定》当中阐发的“中国是中华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忠实的继承者”,这个是有历史内涵的。

  这30多年来,我们逐渐走上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展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的思想文化的优势。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也使得我们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不断展示着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之风貌,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应该说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敌对势力,不同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他们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质疑和批判,温和一点说是怀疑。他们认为,迄今为止,通向现代化文明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想理论体系主导下通往的现代文明。他们对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国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能不能走向现代化,始终持有怀疑态度。但是我们用30多年在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其他一切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那些以前持怀疑态度的人,特别是对立立场的人,我想他们也开始反省这个问题,他们也进一步用冷静的心态来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他们也在研究。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是不是除了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之外就别无道路了,还有中国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现在道路应该说是越走越宽广,我们的成就也越来越显著,自然,我们更加应该进一步来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这一点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精神支撑。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我们共同的理想信念,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去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去形成这样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还有我们社会文化建设里边的一系列制度,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化,进一步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这既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是接下去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在国际国内新的时代条件下努力加强的。

  还有一个观点我想表达的是,《决定》当中阐发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要求,这些应该说还没有成为现实,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一个目标,但应该说还没有成为现实,起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认为还没有成为现实。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动员令,是一个文化的期待。需要我们真正把《决定》当中提出的很多举措逐一实现,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强国,增强我们的文化信心,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也成为我们走向民族伟大复兴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

  再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文化的自主性、文化的自足和文化自信,那么,还要讲到一个文化安全。那么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决定》当中专门提出来,一方面我们应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在第七部分提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讲到了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我想文化安全,不光是对内的文化要和谐统一,还要努力走出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构筑文化安全这道防线,竖立强大的“文化国防”。

  记 者:在今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环境里,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出版事业又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赵剑英: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文化当中最为基础核心的部分。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是思想的原创性东西,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在《决定》里面专门写了很大一段。哲学社会科学出版事业也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次《决定》的颁布,我们作为出版工作者,也感到特别兴奋,这对出版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个重要的机遇。中央《决定》当中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将来都是要实现的,这对于文化的扶持,包括出版业的扶持都是很好的机遇。与此同时,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应该说机遇难逢,同时我们责任重大,我们应首先多出精品力作,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从这样一个角度推动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组织、策划更多的精品力作,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需求,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来满足,因为这些精品力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理性思维深度和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拿德国来说,这个国家产生过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像黑格尔、康德,他们的许多著作研究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成果,这是他们的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品之作。而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有这样一系列的精神产品,那么我们在当代,尤其是处于这样的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是一个呼唤精品力作、呼唤人才的实践活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会产生一批大的思想成果。从出版角度看,我们应该组织策划更多的精品,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再一个,我觉得我们出版业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普及尽到责任,要组织策划一系列的成果,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

  记 者:现在新闻战线都在积极开展“走、转、改”的活动,我们出版社作为媒体的一部分,刚才您讲到要组织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这方面又有哪些计划呢?

  赵剑英:我们有这方面的打算,并且专门开了会进行了部署。我们挑选了出版社在近几年当中比较适合人民群众尤其是基层老百姓看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准备跟北京市的山区、一些边远的地区,也有城市的社区进行联系,最近我们就要把这些书送到基层去。以前我们就搞过这样的图书捐赠活动。另外还会向革命老区送出图书,这是我们出版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我有个设想,搞一系列连锁的“社科农村书屋”。当然我们也会争取一下国家的政策。我们送图书下乡,一是要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宣传,我们要出作品,同时我们要把一些知识性强、对老百姓有用的社会科学图书送到基层,包括城市社区和农村。此外,我们还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优秀的尤其是当代中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推介到国外,要积极地参与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当然这里边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里边有许多技巧性的东西,要讲我们中国的故事,表达我们中国的立场,同时又需要用国际化的语言让国外的受众接受这样一种方式等等。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样的工作,我们跟剑桥出版社、斯普林格等出版社都在洽谈,拟共同建一个出版平台。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最近我们推出《当代中国学科发展报告》、《当代学者代表作文库》,这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推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这是一个大型连续的出版系列,它展示的是当代中国乃至从1949年前后至今,当代中国学术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成长与发展的历史。这两套丛书在全国来说我们都是首家,这对于我们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即将推出的是中文版,之后我们会选择一些作品来组织外译出版,这样也便于国外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非常重视的,也列入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中。因为它是代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性的展示,对国外的学者也好,国外的民众也好,都是一个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长的很好的窗口。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功能和成就在学术上的一个反映,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就、特点和规律。所以这种文化输出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会对这个工作特别重视,以这种方式为我们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记 者:刚才赵社长从《决定》出发,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皆做了全面的阐述,还谈到了文化自觉,文化的自主、自足、自信、自强和文化安全,最后联系到社科出版社自身,结合出版行业的特点来阐述了对于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使我们对相关内容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非常感谢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社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剑英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国产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