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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体育项目)_

2021-11-07 17:02:36体育足球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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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壶是古人宴会时礼节性的游戏。游戏时设特制之壶,宾主以次投矢其中,中多者为胜,负者饮。可见,投壶是“投箭入壶”的简称,是投者在一定距离以外,宾主按先后顺序把箭投向壶中并通过计“筹”来判定胜负的一种游戏活动。这种活动与古代的射礼在形态、意趣、方法、规则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还可以说,投壶是一种以矢代箭、以壶代侯的具有射礼色彩的游戏活动。

  投壶活动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左传》。《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说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的时侯,投壶活动已为统治阶层所熟悉。

  至于投壶活动的来源,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认为:“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习容而讲艺也。或庭之修广不足以张侯置鹄,宾客之众不足以备官比耦,则用是礼也。”宋朝古礼学家应镛认为“壶,饮器也。其始必于燕饮之间,谋以乐宾,或病于不能射也,举席间之器以寓射节焉。制礼者因为之节文,此投壶之所由兴也”。明人汪褆认为:“投壶,射礼之细也。燕而射,乐宾也。庭除之间,或不能弧矢之张也,故易之以投壶,是故投壶,射类也。”(汪褆:《投壶仪节》,《观自得斋丛书别集》本)可见,投壶活动是由射礼发展而来的“细”事,特别是与射礼中的燕射有直接关系。

  西周时期,燕射是“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的礼射的一种,有着严格、繁杂的礼仪要求。后来或因庭院不够宽阔而不足以张侯置鹄,或因宾客众多而不足以备弓比耦,或因宾客有不会射箭者而又须讲礼时,就出现了含有部分礼仪要求的以棘代矢、以壶代侯(靶)、以投代射的投壶活动,使“宴射”变成了“宴投”。从而以投壶代替开弓射箭,以乐嘉宾,以习礼仪。这种游戏一来可使嘉宾多饮酒,以示主人盛情款客,二来可增添宴会欢乐气氛,三来不失宾主各自的身份,一举多得。

  此外,投壶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导致礼仪的简化也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投壶就是射礼的简化。“射礼重而投壶礼轻,射礼繁而投壶礼简。”[1]根据文献记载,乡射礼及大射礼,需要提前邀请参加的宾,宾至,主人需亲自迎接,而投壶则只在仪式举行前邀请即可。此外,投壶没有射礼中的司射教射及三耦射的内容,而且“投壶之鼓半射节”,即投壶所用鼓节是射礼所用鼓节的一半[2]。

  自战国时期开始,投壶的礼节性开始逐渐减弱,而游戏性开始逐渐加强。齐国大夫淳于髡再向齐威王进谏时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史记·滑稽列传》)可见,在齐国的民间聚会上,投壶是宴会中常举行的活动,而且男女都可以参加。说明投壶活动在民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开展的文体娱乐活动了。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以法为教”,实行法家政治主张,对儒家并不看重,因此儒家所提倡的投壶游戏在秦时并不流行,史籍中也并不见有关记载。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但统治者的一些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有利。特别是汉武帝时,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向儒家大幅度倾斜,提倡尊孔读经,设立“五经博士”,重用儒生,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宗。投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流行起来。

  汉代的投壶是社会上层阶级喜爱的消闲娱乐,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主要是统治者要在民众中树立威信,“既信于民矣”,则统治者就是耽于游乐也能使国治民安,“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在此例中,把投壶与弹琴、吹竽、六博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的高雅娱乐,这说明当时社会投壶的地位。

  这一时期,投壶比赛的方法已经逐渐向技巧型发展,器材用具也有了变化,奠定了古代投壶活动的基本格局。魏邯郸淳《投壶赋》所说:“植兹华壶,凫氏所铸,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投壶用具已经由专门的工匠铸造,并用金银装饰雕镂,极尽豪华。这种专用壶全高两尺,长脖大肚,所以汉代称此种壶为高壶,是专用于投壶的器具。

  现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块投壶画像石(石纵134厘米,横40厘米),形象地描述了汉代的投壶情形。画面中间刻一壶,壶旁放一酒樽,上置一勺。壶左右各一人,每人已投一箭入壶,其怀中各抱三矢,手各执一矢,正全神贯注地准备向壶内投掷。左边一人身体前倾,头低垂,坐于地,已喝醉了,旁有一人搀扶,似为投壶的失败者,已被罚下场去。右边一人似为司射(即投壶的裁判),他手里拿着一木质的兽形器具,用来计算投入壶中的矢的数目。它是一件最早有关投壶游戏描绘的实物遗存。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下层民众温饱尚且不易,更不会有余力去游戏。因此,投壶这种高雅游戏自然而然的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这一时期的投壶活动,在其娱乐化进一步增强的同时,也逐渐地成为士人饮宴集会时不可或缺的助兴内容,并在技巧上有所发展。西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面对严重的流民起义的威胁,他毫无忧惧之意,只知道日夜纵酒,投壶博戏。北朝时,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对投壶活动更是喜好有加。他们投壶时都在壶前加置一小屏障,以增加投壶的难度(《颜氏家训》卷七《杂艺》)。

  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杂艺》中,对投壶作了这样的描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

  “骁”是指矢入壶后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再投,甚至“一矢百余反”,这种技法称之为“骁”。投壶欲“骁”,在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如《南史》卷38《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竟陵王常宿晏,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骁)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是说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文学侍从柳恽好夜宴投壶,两人饮酒皆自称海量,投技也旗鼓相当,常常通宵达旦不分胜负。有一次萧子良因此而误了早朝。齐武帝怒问其故,萧子良诚惶诚恐,只得以实情禀告。谁知齐武帝也酷爱此戏,听完之后反而转怒为喜,令人抱矢提壶于朝堂之上,让当场表演一番。萧子良抖擞精神,操矢连投,妙招迭出,赢得文武百官的阵阵喝彩。齐武帝见状未加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反映当时统治者对投壶的爱好,也记录了“骁”技的发展。此外,投壶活动也深为一些贵族妇女所喜爱。晋时的大富豪石崇有一宠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卷753引《晋书》)。《古今图书集成》卷797《投壶》辑有南朝梁时无名氏所作的诗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显然是描述当时一妇人夜间以投壶来缓解相思的情景。

  隋唐五代的投壶活动,仍主要见于宫中和文人士大夫之间。士大夫投壶,常伴以饮酒、赋诗,如“阉令促传觞,投壶更联局”(唐彦谦:《游南明山》,《全唐诗》卷六七一),就是指酒宴上的投壶。投壶也是宫人消磨时间的娱乐,“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百二),就是诗人王建对宫人闲暇时投壶活动的描绘。

  由于投壶活动的流行,许多人练就了一手极高的投壶技艺。唐初人薛昚惑,“善投壶。背后投之,龙跃隼飞,百发百中,时推为绝艺”(《薛昚惑》,《全唐诗》卷四五)。说明其投壶之技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开元时人戴令言“好投壶”。武后时,大将军马神威“响杂投壶之乐”。军中宴客席上也同样少不了投壶,“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全唐诗》卷一七三),“黄金每留客,投壶华馆静”(高适:《钜鹿赠李少府》,《全唐诗》卷二一一)。宴席之上,馆舍之中,自然少不了投壶这一助兴的游艺活动。

  五代十国时期,投壶活动仍在发展,敦煌壁画中就有投壶游戏的画面。五代第61窟第21扇,图中上部为太子与释子砍多罗树;中部为太子与释子相扑;下部左侧为投壶,太子与四释子围绕一台,台右上角有一壶,即太子与释子投壶;下部右侧为太子与一释子下围棋。有四释子在侧观棋。据《佛本行集经·角术争婚品》经文记载:“或画草叶,和合杂香,博奕樗蒱,围碁双六,握槊投壶,掷绝跳坑,种种诸技,皆悉备现。如是技能,所试之者,而一切处,太子皆胜。”不过,该画面现在已经模糊不清。南唐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晋王景遂与南唐中主李璟、齐王景达及江王景逖下棋的情景。四人身后案上置有一投壶,壶内插有数支投矢,壶外有投矢散落,似刚刚进行完投壶游戏。这是南唐皇族喜爱投壶的例证。

  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积极提倡游戏享乐,企图以此来消饵可能的反抗。宋太祖就曾对石守信等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3]”。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两宋君臣的娱乐之风盛行不衰,而投壶则是深受其喜爱的游戏形式之一。

  宰相司马光也特别钟爱投壶游戏,在他隐居洛阳时,时常投壶娱乐。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五总志》也记载:“司马温公昔在西都,每复被独乐园,动辄经月,诸老时过之,间亦投壶,负者必为泠淘。”司马光对投壶游戏的钟爱可见一斑。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一卷问世。他从维护统治者礼仪规范的角度出发,依据封建礼教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借以巩固封建秩序。司马光在编撰《投壶新格》过程中,整理、修订历代和时行的投壶格谱,尽颠倒其例,“更定新格”以“寓其教”,使投壶更加符合封建道德的要求。

  由于宋代司马光“更定新格,增损旧图”,在投法计分上多加以限制,“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幸者无所措手焉”,使其礼仪特征更浓。这实际上阻碍了投壶活动向技艺多样化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影响了它的娱乐性和进一步普及。不过,宋代喜爱投壶的文人依然不乏记载。

  此外,原本是士大夫娱乐游戏的投壶,也在宋代融入市民文化而成为普通民众热衷的娱乐游戏。自宋代起城市中就出现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游乐场所,陆地上有勾栏瓦舍,水上则有各种游船。《梦梁录·湖船》记载杭州的湖船中有:投壶、打弹、百艺等船。”《武林旧事·西湖游幸》记载当时西湖之上有“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墩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水禽、水傀儡、瓷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等各式各样的表演艺人。这些投壶表演的游船,将投壶带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为普通民众带来欢乐。

  进入明代,投壶并未拘泥于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繁盛起来。明徐应秋辑《玉芝堂谈荟·投壶百娇》称:“今则以跃为贵,谓之骁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妙者有莲花骁。……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胡等项,不下三十余种。”

  明代统治者逐渐将其先辈励精图治的精神抛诸脑后,纵情享乐。《明宣宗行乐图》是宣德时期的画作,描绘了明宣宗出行游猎的场面。其中有一部分是明宣宗投壶的画面。

  饶智元《明宫杂咏·崇祯宫词》有“玉女投壶天一笑,有人画下谢银牌”之句,注引《甲申小纪》曰:“十一年二月某日,上幸西苑,坐万春亭,宣后暨东西两宫至,投壶。贵妃胜,赉银牌四事。这是宫廷女子投壶。

  明代的投壶进一步倾向于娱乐性,其方法“淫巧百出”。与此同时,一些文人士大夫追本溯源,并且根据自己的理解绘制投壶谱,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扭转“壶而不壶”的局面。

  因此,明代出现了不少投壶著述。如汪褆《投壶仪节》—卷(刊于嘉靖八年,1529年)、明末侯珦的《壶谱奏矢》一卷外,还有朱权的《贯经》,李孝元《投壶谱》一卷(刊于嘉靖年间,已亡佚)、无名氏《投壶谱》一卷,牟廷相的《礼记投壶算草》等。

  清代,虽然投壶出现了双四耳壶,进一步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但清代史籍中所见有关投壶游戏的记载相对减少。

  一些文人雅士的投壶,仍倡导古法的投壶礼。如丁晏的《投壶考原》记曰:“余征之古籍,辑礼典传记赋文图格四篇,共为考原一卷,以备燕宾习射之娱,庶几志正体直、反求诸身、考礼正俗,此其嚆矢也夫。”(丁晏:《投壶考原》,《南菁书院丛书》本)可见,丁晏肯定了司马光的《投壶新格》,并考证投壶源流以提倡古礼。

  但直到清朝末年,宫中也偶见流传。现北京中山公园(明清社稷坛)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就是明清两代帝王在此投壶演礼的地方。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4只投壶,都是清乾隆年间所制。其中一壶铸有乾隆帝御题投壶诗:“文士风流非所慕,先王制作至今存。宾主雍容欢既洽,降升揖让节堪论。哨壶枉矢虽微物,我欲为之一探源[4]。”反映乾隆还是比较提倡投壶古礼的。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2000多年。从最初的礼仪性的活动,演变成娱乐性的游戏,其间虽有不少活动方式和规则的变化,但始终没有完全割断与“礼仪”的联系。及至清末,随着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投壶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几乎销声匿迹了。

  [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十六.投壶.北京:中华书局,1989:1384.

  [2]李学勤.礼记正义.卷五十八.投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76.

  [4]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