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足球网-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体育文化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种“精神”的缠斗

2021-11-07 21:17:12体育足球网-首页
  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词早已从词形和词义上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被看作一事两名。依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1960)中将1917到1921这五年笼统称作“五四时代”,并划为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全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如此,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成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溢出“文化”容器而向“政治”领域的漫溢,新文化导师们的思想变成了其年轻弟子们的行动。

  可“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没有多少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另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持这种看法的,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某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但他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他采纳孙文的看法,认为五四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针对上述观点,周策纵重申“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他只引述了胡适早年的看法,而晚年的胡适则直言不讳:“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视角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若“转变”一词还暗示某种精神连续性,那他紧接着又用了“中断”:“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看我们那时可能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它最终不幸被政治所阻扰而中断了!”周策纵在上面没提到陈独秀,而陈氏早在1921年就指责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说“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他们是这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变迁史的深刻见证者)都反对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且胡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后来的撰史者为何将它们强拧一起,说它们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

  但以文化和政治的领域之分而区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却站不住脚。新文化运动既然志在“以文化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而新文化派在文化和政治之间频繁穿梭时也从未感到有一道界线。对他们来说,文化与政治是一体的。陈独秀1917年写道:“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他显然将新文化运动看作他所理解的“共和政治”工程的文化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决非一个纯粹的政治运动,它也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只是它的文化诉求对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诉求。

  新文化领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决非因为他们不赞成政治行动主义,而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在冲突。作为新文化领袖,他们不可能领导或支持这一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南辕北辙的事业。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等于假定两个运动在精神上具有同一性,也就等于假定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反对五四运动。这一假定不可靠。与新文化领袖们“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反对者却公开支持五四运动。林纾1919年8月发表小说《某生》,借其中人物之口驳当时流行的学生不该“出位”之说,谓“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而一直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并在1919年初出版的《孙文学说》中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如废灭汉字)的主张颇有微词的孙文则声明“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愿其“再接再厉,唤醒国魂”。

  以“国”字打头的词(“国魂”、“国粹”、“国性”、“国情”)像祈祷语一样密集出现于文化民族主义者笔下,而这些词恰为信奉“世界主义”的新文化派所不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性”,热情跟从任何以“世界”或“欧西”打头的词(如“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世界语”、“欧西学说”)。陈独秀认定“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之障”,断言“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钱玄同则把“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观点讥为“屁话”,奉劝“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说“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他们的“世界主义”只是“西方主义”的婉词。

  如果要分别为这两种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形影相随并相互缠斗的“精神”命名,那么,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可称作“世界主义”,而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则可称作“民族主义”。新文化派的一切文化政治工程均在“世界主义”框架中展开,而其反对者则以“民族主义”为其文化政治诉求。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谁也不否认“五四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引导他们的行动的未必就是新文化派向他们传达的“世界主义”,未必就不是新文化派的反对者坚守的“民族主义”。参加五四的并不只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以北大为例,几乎全体学生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保守的学生”。此外,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当初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学生,当他们走上街头的那一刻,实际已脱离新文化导师们的“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逻辑上说,不是信奉“世界主义”并视“国魂国性”为“进化之障”的新文化派,而是他们的反对者,那些视“国魂国性”为国之根基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与这场运动有着更多精神契合。

  正因如此,两个运动决不能分而论之,它们“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整体”不等于“主流”。“主流”已暗示两场运动的精神同一性。两个运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并未一起形成“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两个运动各有各的“精神”的源与流,而“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正是这两种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精神”在这一历史时期相互缠斗、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脱离历史语境或“存在理由”而谈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只是玄谈。决定一个人成为“世界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的,是特定的历史情势确切地说,是对这种情势的判断。这意味着有些人的判断可能是错的,而基于错误判断建构起来的“世界景观”只可能是幻觉。新文化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1917年,欧洲正在进行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欧洲各国日甚一日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哪怕曾信奉过“世界主义”的少数人(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因之而悲叹“一体的欧洲世界”被民族主义撕裂而“一去不返”。欧洲高涨的民族主义实是欧洲各国自文艺复兴末期从“罗马天主教世界”分离出来建立各自“民族-国家”的漫长“国家化”过程的延续或加速说“加速”,是因为19世纪以来新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以及黑格尔所说的“现代国家组织技术”使得欧美各国(及后来的日本)的“国家整合”能力大大强化,得以征战于全球,将“国家整合”程度很低的国家和地区辟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尽管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欧洲国家将“国家主权”宣布为神圣权利,且利用国民教育体系(其核心是本国语言文化教育)不断强化国民对本国的情感认同,但为强化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一方面不以“主权国家”视之,以便为侵犯其主权提供合法性,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推行“世界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日本中心主义的等),甚至灭其本有之语言文字,以消解其民族认同。

  这种文化殖民策略相当成功,以致清末康有为甚至将欧西列强之间的征伐及其海外殖民视为“世界进化”过程,谓“盖合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他日美收诸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至大同之轨道也”(照此,则中国亡于东西列强,亦为“大同之先驱耳”),并说“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新文化派虽斥康有为为守旧派,却是其“大同主义”的嫡传弟子,以致把欧洲的隆隆炮声听成“世界大同”逼近的脚步声,断言“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钱玄同),而反观中国,居然还有一些人死抱“国魂、国性、国语”一类的“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为文化民族主义招魂,他们于是感到一种智力上和道德上的义愤,对中国国家认同所依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伦理、风俗展开一场名为“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征伐。